极目新闻评论员 程曼诗
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。落实宽严相济、惩教结合，对未满十四周岁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主犯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，同案未参与犯罪预谋和加害行为的被告人，依法不予刑事处罚，由相关部门专门矫治教育。
3月8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表态。
一直以来，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存在着激烈的观念碰撞。秉持着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初衷，传统观念倾向于对犯错的未成年人“网开一面”，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但是如果罪不可恕，岂能因一句“还是孩子”就幸免的？岂能因一句“不成熟”就能算了的？这无疑是对公平正义的亵渎，更是对法律威严的践踏。
曾几何时，低龄仿佛成了部分未成年人肆意妄为的“护身符”。但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，将刑事责任年龄从十四周岁下调至十二周岁，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漫漫长路上点亮了一盏警示灯。这一举措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，它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发展以及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新变化，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潜在的低龄犯罪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。
年龄的下调，是一种方式，但如果一味以年龄为准绳，对部分恶性行为“高高举起轻轻放下”，忽视行为本身的主观恶意之大、社会影响之深，难道不会造成部分未成年人认为犯罪“问题不大”的错误认知吗？难道不会放纵部分未成年人“目无王法”的错误行径吗？
在未满十四周岁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中，对主犯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，这一判决堪称法治进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，释放出了极为强烈且明确的信号。法律的天平不会因为犯罪者的年龄而失衡，该重判的绝不心慈手软，必须让犯罪者为自己的严重过错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告慰，更是对社会公众的庄严承诺：法律的公平正义必将在每一个案件中得以实现，无论犯罪者是谁，处于何种年龄阶段。而对于同案中未参与犯罪预谋和加害行为的被告人，依法不予刑事处罚，转而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门矫治教育，这一做法充分彰显了司法的温度与智慧。它打破了简单粗暴的“一判了之”模式，将目光聚焦于“救人”，致力于从根本上促使未成年人认识错误、承认罪行、悔恨过往，让他们在正确的轨道上重新回归社会。
宽严相济、惩教结合，是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。未成年人，犹如正在雕琢的璞玉，其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尚在形成的关键时期，心智尚未完全成熟。他们的犯罪行为往往有着复杂的成因，可能是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蛊惑，陷入错误的行为模式；也可能是家庭教育的缺位，监护人未能履行应尽的职责，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迷失方向。因此，对待未成年人犯罪，既要有严格的法律惩戒，让他们知晓法律的红线不可触碰；又要有宽容的引导教育，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帮助他们重新走上正轨。只有双管齐下，才能真正实现让未成年人知错能改、痛改前非的目标，充分发挥刑罚在预防个体再次犯罪以及对整个社会进行教育、震慑的重要功能。
然而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式多种多样，远非故意伤害罪所能涵盖。在其他诸多恶性行为中，如何精准界定“情节恶劣”行为与罪名，目前在法律实践中仍存在诸多模糊之处，亟待进一步明确和完善。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提出的建议，即在坚持“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”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分级追责机制，并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降至12周岁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这一建议切中时弊，直击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痛点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愈发复杂多样，校园霸凌等现象屡见不鲜，其危害不容小觑。将此类行为适时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，正是司法与时俱进、回应群众诉求的积极表现，有助于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惩治的法律之网。
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犹如一面镜子，映射出社会、家庭、学校等多方面在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中的不足。解决这一问题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。一方面，法律要继续发挥其定纷止争、教育示范的关键作用，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做到有法可依、执法必严；另一方面，家庭、学校和社会应形成紧密的合力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关爱、教育与引导，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法治观念，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让未成年人远离犯罪的阴霾，走向光明的未来。
（来源：极目新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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