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台海网
◆厦儿团的徽章。
1938年8月，厦儿团在广州与邓颖超同志（后排右五）合影。
厦儿团团员合影。
厦儿团在越南与越南抗日团体互赠锦旗时的合影。
厦儿团的行程记录表。
《厦门沦陷周年纪念歌》的乐谱。
“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儿童救亡剧团”证章。
抗战记忆讲述人 彭一万 厦门文史专家
抗战记忆讲述人 陈爱玲 厦门市博物馆讲解员
厦儿团的肩章。
台海网8月11日讯（导报记者 崔晓旭 曾宇姗 孙春燕/文 沈威/图）80多年前的厦门湾，海浪拍打着烽火连天的海岸。一群孩子把稚嫩的嗓音淬成投枪，在街头高唱《松花江上》。他们肩上布质的肩章沾满征尘，用童声撕开敌寇布下的阴霾——这就是让海内外同胞热泪盈眶的“厦门儿童救亡剧团”（简称“厦儿团”）。
1938年5月，在鹭岛陷入敌手的阴影里，这群平均年龄不足十五岁的少年，扛起了比书包更沉的使命。从鼓浪屿的老别墅到粤南的崎岖山路，从河内的戏院后台到海防港的货轮甲板，他们用《放下你的鞭子》唤醒麻木，以《在炮火中》点燃热血。五大卡车的慰劳品堆成山，那是侨胞们一衣一食的赤诚，更是孩子们用脚底板丈量出的抗战版图。
如今，团徽、肩章等物件已历经岁月洗礼，上面“厦门儿童救亡剧团”的字样依旧清晰可见，如同烽火岁月中少年们的倔强和坚毅。就在本周五（8月15日），厦儿团的团徽、肩章，将在“厦门抗战岁月暨英烈事迹展”上展出。这些老物件见证过：少年们在防空洞里背台词，在油灯下缝补演出服，在枪炮声里把募捐箱护在胸口。八十年风蚀不了的，是比铜铁更坚硬的信仰，是让南洋椰风都为之动容的赤子心，这是厦门少年用歌声与热血写就的抗战史诗，永远滚烫。
玻璃展柜里的热血印记
厦门市博物馆的展柜里，几件锈迹斑斑的物件在灯光下泛着幽光。
镌刻着“厦门儿童救亡剧团”字样的圆形徽章，是这群在战火中成长的小战士们最珍贵的身份象征。布质的厦儿团肩章，长10.7厘米，宽4.4厘米，用针缝上的文字清晰如故，细密的针脚勾勒着少年们的赤子之心。
展柜旁上方的老照片里，30多个孩子站在定安路保生堂门口，最小的那个仰着头，胸前的徽章闪闪发亮。“那是1937年9月3日，鸽翼剧社和绿苗文艺社的孩子们聚在保生堂。他们中最小的7岁，攥着衣角怯生生站在后排；最大的17岁，眼神里已有了超越年龄的坚毅。”厦门市博物馆讲解员陈爱玲说，就在日军战机轰炸厦门的轰鸣声中，中共厦门工委领导下的“厦门儿童救亡剧团”宣告成立。林环岛任总领队、党支部书记，共产党员洪凌、陈轻絮为剧团导演，团部设在厦门定安路保生堂。
成立那天，有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15岁的团长把一枚团徽别在他们胸前，告诉他们：“用歌声当子弹，把鬼子打出去！”
那天的阳光，穿过保生堂的雕花木窗，在孩子们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他们不会想到，这枚徽章将跟着他们穿越枪林弹雨，走过万水千山。
街头舞台的烽火淬炼
厦儿团成立第三天，就在鼓浪屿鹭江戏院上演《在炮火中》，聚光灯第一次照亮了孩子们的身影。当他们颤抖着说出“爸爸说，我们要把鬼子赶出去”时，台下商人掏出手帕捂着脸，码头工人攥紧了拳头。
街头巷尾更是他们的战场：在开元路的骑楼下，孩子们用竹竿挑起幕布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；在轮渡码头的石阶上，《打回老家去》的歌声混着海浪声翻涌，卖鱼的阿婆把刚赚的铜钱塞进小团员手里，说“孩子，买颗手榴弹去”。
“他们的剧本永远带着硝烟味。”陈爱玲说，“他们的道具都是捡来的，拖把杆缠上红布条，就是步枪；破麻袋缝上补丁，就是难民的衣裳。”
在一份1938年2月的《江声报》中，记者描述厦儿团在南星戏院演出《在炮火中》：“当‘小战士’喊出‘厦门是我们的’时，台上台下的口号汇成惊雷，震得戏院的木窗哗哗作响。”
1938年5月10日，日军大举进攻厦门。厦儿团成员分成三组，挨家挨户拍门板，在思明南路、开元路、鼓浪屿龙头路紧急募捐。当天傍晚，孩子们冒着敌机轰炸、扫射的危险，将慰劳品送到禾山前线，炸弹就在不远处炸开。“战士们接过饼干时，有个伤兵摸着我的头说，‘你们就是中国的希望’。”多年后，已是白发老人的厦儿团团员洪智民在回忆录里写道。那些带着体温的慰劳品，成了孩子们与前线将士最滚烫的对话。
两千里路的草鞋长征
厦门沦陷前夜，中共厦门工委的人敲开了保生堂的门，作出决定：厦儿团撤出厦门，向漳州、广州转移，开辟海外募捐通道。离城当晚，30多个孩子背着干粮袋，把证章缝进衣角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这一走，便是三个多月、近两千里路的风雨兼程。从漳州城到诏安，闽粤边界的山路被雨水泡得泥泞。脚磨出了血泡，就用稻草裹着继续走；最小的小妹走不动了，团员们轮流背着她，汗珠子砸在石板路上，溅起细小的泥花。“他们高唱着团歌，经诏安越过多山的闽粤边界。每到一个地方，安顿好膳宿，立即开展宣传演出活动。”厦门文史专家彭一万说。在文史专家洪卜仁的《“厦儿团”二三事》里，也记录了这段路，孩子们走了98天，磨穿了120双草鞋。
在诏安山区，他们用树枝在泥地上教村民认字；在潮州韩江边，借渔船当舞台演出；在汕头贫民窟，把《松花江上》改成潮剧调门演唱。没有课本，他们就在地上用树枝写字；没有乐器，就用空罐头盒敲出节奏。1938年8月底抵达广州时，孩子们的衣服已经看不出原色。
彭一万说，邓颖超同志在广州看望了团员们，赞扬他们：“你们小小年纪就那么热心爱国，真是我们的国宝。”合影时，她还特意让小妹站在中间。
香港太平戏院的霓虹灯，曾为这群孩子亮了整整两个月。1938年10月，话剧《小英雄》《谁是我的爸爸》在这里上演，票价最高卖到数百港元，南洋华侨、本地名流争相购票，把募捐箱塞得满满当当，包厢里总有人抹着眼泪。短短60天，1.5万港元的捐款从香港汇往前线，每一张钞票上，都“印”着孩子们清亮的歌声。
五大卡车的赤子之心
十几岁的孩子，有更远大的梦想——他们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南洋，那里有800万华侨，是抗战的重要后援。
1938年12月的香港码头，“大中华”号客轮的汽笛刺破晨雾。厦儿团的孩子们挤在甲板上，怀里揣着香港进步人士写的介绍信，口袋里是用侨胞捐款换来的船票。他们去越南、柬埔寨，让海外华侨听到祖国的呼唤，船过南海时，望着祖国的海岸线渐渐远去，30多只稚嫩的手举过头顶敬礼。
西贡（今胡志明市）的华人街里，闽南语与粤语、法语交织成特殊的旋律。为了通过法国殖民当局审查，侨胞们帮着改剧本：“日本帝国主义”成了“强盗”，“打倒侵略者”换成“赶走恶狼”。在堤岸华侨学校，当《厦门沦陷周年纪念歌》响起，台下的老侨胞们哭成一片。
8个月里，40多场义演像星火燎原。在金边赌场旧址，他们用赌桌当舞台，穿长袍的侨胞们把银元往台上扔；在暹粒寺庙，僧侣们打开粮仓支援他们；在马德望码头，挑夫们把一天工钱全捐了，说“要让祖国的孩子有鞋穿”。厦儿团小指挥施明新当时年仅8岁，却指挥数千人合唱抗日歌曲，场面热烈。一位女华侨甚至把自己准备结婚用的嫁妆、首饰全部捐出，支援祖国抗战。
1939年8月，厦儿团奉命回国。返程时，五大卡车的慰劳品堆得像小山，药品、罐头、布匹上，都贴着侨胞写的“寄给祖国亲人”。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，孩子们把五大卡车物资清点入库，对办事处同志说：“这些都是滚烫的心意。”战士们看着清单上的物品，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带回的不是东西，是华侨对祖国的信心。”
此后一年多，孩子们在机场医院教伤兵唱歌，在街头宣传防空知识，甚至组织“伤兵之友队”，帮伤员写信、缝衣服。1940年，爱国侨领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视察广西，特意观看厦儿团演出。落幕时，陈嘉庚站起身，掏出一万两千元法币：“这些钱给孩子们做新衣服、买课本，告诉他们，华侨永远是他们的后盾。”
岁月深处的精神火种
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白色恐怖笼罩桂林。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，厦儿团奉命解散。离别前夜，孩子们在漓江畔唱起团歌，唱到最后一句时，很多团员突然失声痛哭。因为，他们知道，这一别，或许就是永诀。
团员们按照党组织安排，有的进入工厂当学徒，有的辗转奔赴延安，有的留在敌后开展地下工作。领队林环岛此前就留在了越南，于解散前一年病逝，年仅36岁。弥留之际，他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名“黎明”，并留下遗言：“不管男女，都叫黎明。告诉孩子，新中国的曙光一定会到来。”
从鹭江到香江，从西贡到桂林，这群平均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孩子，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一次精神的长征。他们的故事，是中国抗战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，更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图腾。正如邓颖超同志当年所说：“你们是国宝，是民族的希望。”这份希望，穿越80年风雨，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。
如今，常有白发老人在博物馆这枚肩章前驻足，拄着拐杖，给孩子们讲厦儿团的故事，小小团员们扛着它走过的路，比泰山还重；纪念碑下，“红领巾”们并排而立，把从老人那里听来的旋律哼成风，白花在碑前轻轻摇晃，恍若当年街头演出时飘动的衣角。“岁月深处的精神火种，要传承下去。”这是彭一万对新时代少年寄予的期许。如今，厦门市青少年宫排演了儿童剧《烽火厦儿团》，小演员们穿着仿制的灰布制服，胸前的团徽依然是当年的样式。而那枚静静陈列的肩章，那些散落各地的记忆，早已超越了文物的意义，它们是一个民族的青春记忆，是告诉后来者“少年中国”从未远去的精神坐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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